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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26.3.30总第122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刚工作不久的徐晟源有一张青涩的脸。

　　像所有初入社会的韩国年轻人一样，今年21岁的他习惯背双肩包，讲话时偶尔羞怯，在前辈面前的坐姿也很规矩，但他身上有一般年轻人少有的笃定。在韩国，即使是毕业于很好本科的大学生，常见的求职周期也要2—3年，至少要投出上百份简历，但在进入高中的第一年，徐晟源就被三星电子这种大学生挤破头也想进入的大企业提前录取。如今，他在三星电子的一个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担任设备工程师。

　　73.1%、69.5%和96.4%，没有韩国的年轻人会忽视这组数字。这是来自韩国教育部和韩国教育开发院的最新就业率统计，出乎意料的是，69.5%是包括研究生在内的2024年韩国大学毕业生整体就业率，73.1%却指向一类特殊的高中——“名匠高中”(Meister High School)。

　　这听起来有点反常识。“Meister”是一个德语单词，意思是“大师”。在德国的职业体系中，大师是远超学徒、技工的最高等级专业技术人员的统称，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韩国政府借用这一叫法，目的非常明确：培养一批国家急需的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

　　徐晟源就毕业于一所“名匠高中”——忠北半导体高中，学校2025届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6.4%，111名毕业生中有107人成功就业，20名学生进入三星等知名大企业工作。韩国的职业教育走的是一条什么路？

　　“目标是实现100%就业”

　　每周，徐晟源都要穿上粉色的防尘服，戴上口罩、手套与头套，经过空气淋浴后，小心翼翼地踏入洁净的“黄区”空间——昏黄的灯光对晶圆加工设备的影响最小。忠北半导体高中是一所专注于半导体领域的职业高中。2022年3月，徐晟源被该校录取，专业是半导体制造。从高二开始，在理论课之外，他的学习场景变为完全模拟半导体工厂真实生产环境的实训中心。

　　从首尔市区驱车一路向南，先后经过密集的高楼、大桥、成片的稻田与塑料大棚，当起伏的丘陵间偶尔闪过青灰色的厂房，就进入了地处韩国中部的忠清北道阴城郡，这是一个正在进行制造业转型的小县城，距首尔100多公里，忠北半导体高中就坐落于此。

　　学校附近一小时交通圈内，分布着SK海力士、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等韩国多个大型半导体制造商的厂房及大量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因其所在区位独特的产业基础与人才需求，该校被韩国教育部选为首批“名匠高中”。此前，这所以机械、电子为重点方向的高中，早已淹没于众多同类型的职业高中之间，生存艰难。

　　转折发生在2008年。在实地调研了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后，韩国政府推出了“韩国名匠高中计划”，首批遴选的试点学校，基本围绕韩国核心的制造业和战略产业布局，如半导体、造船、能源等领域。

　　“首要的目标是实现100%就业。”韩国教育部职业教育政策科长李镇禹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韩国职业高中的身份认同，那时已接近崩塌边缘。职业高中毕业生的就业率只有16.5%，这意味着，80%以上的职业高中学生选择继续攻读大学。“一方面，在韩国，如果不上大学，就被认为不是‘正常的人’；另一方面，职业高中的课程体系长期与产业实际需求脱节。”

　　这样的背景下，时任总统李明博喊出一个口号：“我要创造一个社会，让拥有四年工作经验的‘名匠高中’毕业生，比读了四年大学的学生更受社会尊重。”

　　“名匠高中”在韩国初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非常独特。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国共有2380所高中，以大学升学为目标的普通高中占69%，常规的职业高中又被称为“特色化高中”，占20.5%。“还有一类仅占6.7%的特殊目的高中，比如科学高中或外国语高中，这些都是公认只有顶尖学生才能进的高中，韩国政府特意把‘名匠高中’也列入此类。”李镇禹说。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名匠高中”对外宣传时总强调学校更看重学生的志向，即是否想成为某一特定领域的产业技术人才，但从实际选拔来看，成绩仍是最核心的因素。以忠北半导体高中为例，录取总分为500分，其中，学业成绩占300分，综合素质评价占100分，面试占100分。“学业成绩至少要排在年级前20%—30%才可能被‘名匠高中’录取。”徐晟源说。

　　靠钱和资源“砸出来”

　　在忠北半导体高中实训中心的洁净室内，半导体制造设备按不同工序分类摆放，徐晟源最好奇的是氧化工序，氧化设备外观像一根细长的金属水管，内部有类似“船(boat)”的结构，可以同时放入多片晶圆。“它真的非常精密，想到在真正的生产线上，有大量同样的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我对半导体产业有了更大兴趣。”

　　时隔几年，当他重新回忆起高中实践课上的经历，越发意识到母校独特的资源优势——半导体制造共有八大工序，学校拥有其中六道所需的设备。

　　2025年初，徐晟源步入职场，仅用了两三个月，就迅速完成新人的过渡。他的日常工作是量测每道工序以防止误差。“其他职业高中毕业生只熟悉某一项具体操作，但我在学校里几乎‘上手’过全套流程，所以能把当前步骤和下一步连起来理解。”他说。

　　但忠北半导体高中的经验很难被其他学校复制。“因为设备太贵了。”该校教务企划部部长白钟仁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当下校内的7台核心半导体设备，早在2010年前后就搬入校园，当时共计约3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00万元)，这还是二手价格，“靠学校自己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这些设备全部来自SK海力士的捐赠”。

　　实际上，“名匠高中”的正式名称叫作“产业需求定制型高中”，首批入选学校都与相关产业的大型企业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忠北半导体高中的合作对象，就是SK海力士。李镇禹透露，制度建立早期，为了让试点学校快速走上正轨，韩国政府尽力为校企牵线搭桥，还针对企业出台了很多激励性政策如税收抵免、优惠利率贷款以及培训补贴等。“当时的推力很强，对这一项目的支持甚至是跨部门的。”

　　除了设备捐赠，企业还结合自身需求深度参与了教材编写、课程体系构建与师资培训。白钟仁记得，编写教材与设计课程时，SK海力士的专家为学校提供了半导体制造各大工序、岗位所需的详尽理论、实操资料，“甚至包括具体某一门课要教到什么程度”。此外，还允许派遣老师去企业研修，“有些老师一整个学期都住在企业宿舍里，也有老师利用暑假进行2—3周的短期现场培训”。

　　“但是，校企之间的蜜月期只持续了五年。”白钟仁说，随着政府换届，合作越发松散。后来，企业只有在进行为期两三周的新员工培训时，才允许学校老师跟着参与，这一做法在疫情后也中断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一直由政府主导推动。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名匠”模式的核心有两点：其一是在课程设置与教材开发上拥有完全自主权，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政府“放权”；其二是精英化培养，以忠北半导体高中为例，从2010年起，每年的招生规模始终控制在100人左右，每班仅16—18人。相较而言，普通的特色化高中一个班至少也有25人。

　　忠北半导体高中名匠部部长姜秀珍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三年下来，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投入约为2400万韩元。“这笔钱几乎全部出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她说，学校每年平均能从中央政府获得约8.5亿韩元，今年略微减少到7.6亿韩元。

　　李镇禹解释，考虑到“名匠高中”的课程要保持与产业界密切衔接，对应的设备更新与个人培训的开支规模很大，除了50亿韩元的初始启动资金以外，从2012年起，韩国教育部决定根据学校规模进行运营经费支持：18个班以下的学校每年可获得9亿韩元，18—26个班为10亿韩元，27个班以上11亿韩元。

　　从2023年起，韩国教育部也注意到一些“名匠高中”出现了就业吸引力下降、企业参与弱化等问题，再次推出了“名匠高中复兴计划”，给入选学校一次性追加5亿韩元的改造经费，以助其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可以说，“名匠高中”的成功是韩国政府拿钱和资源“砸出来”的。而政府为了确保资源利用的有效性，也对学校实行严格遴选，并且每五年进行一次全面评估，未通过者会被“摘牌”。

　　目前，韩国只有59所“名匠高中”。多位专家分析，按照韩国政府最初的意图，在首批试点成功后，作为先导示范的“名匠高中”模式原本应尽快复制到更多职业高中。但就像韩国自身发展工业化的逻辑一样——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与设计下，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产业道路，职教领域这种“政府主导的压缩式发展”模式，也让“名匠高中”具有很强的政策依赖。

　　而且，当行政力量逐渐退场，以追逐短期利润为首要目的的企业，对人才培养的兴趣很快减弱。“政府的支持更像是播下种子，真正重要的是企业和学校共同把这块‘土壤’经营起来。”李镇禹说。

　　找回“消失”的实习

　　不同于忠清北道遍布的丘陵与农田，在韩国的东南沿海一带、最大港口城市釜山向北约50公里，蔚山完全呈现出另一种景观：连片的大型工业园区，密集的烟囱，绵延数公里的石油储罐、起重机、船坞里的巨型龙门吊，以及深灰色的天空。这里是韩国最大的重化工业和造船基地，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体汽车厂——现代汽车工厂，十多公里以外，就是蔚山科学大学。

　　和中国类似，韩国的职业教育也形成了上下贯通的体系，在职业高中之上，高等职业教育以学制2—3年的专门大学为主，目前全国共有125所，且私立院校占比超过90%，蔚山科学大学就是其中之一。

　　蔚山科学大学的2025届毕业生黄惠成，也曾在“名匠高中”就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专门大学在专业设置上比“名匠高中”更加细化。在高中机械专业的基础上，他在大学里选择了船舶制造方向。不过，遗憾的是，上学期间，他进入造船厂实习的机会很有限。黄惠成所在的班级有50多人，最终只有8人有机会进入企业现场，“且实习更像是观摩性质”。

　　对专门大学而言，最大的挑战同样来自校企合作的深度。其中，近年来最具象征意味的一个变化，就是实习逐渐“消失”。蔚山科学大学电气电子工程系教授宋京英是学校产学合作团团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韩国政府一度把现场实习设为职业教育的必修环节，按照当时的制度，学生的长期实习可至少持续半年。

　　转折点出现在2017年11月，韩国济州岛一名职校生实习时发生事故。2018年，韩国教育部对职业教育的实习全面改革，将实习期缩短为三个月以内，要求企业不能与实习生签署劳动合同，只能签署《标准现场实习协议》，且必须支付报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制度出台后，现场实习反而难以为继，很多大学也把实习改为选修。”

　　为了找回“消失”的实习，蔚山科学大学想了两种办法：一种是由学校自己成立企业，并提供现场实习；另一种是让企业进驻校园。

　　宋京英介绍，学校从2025年起首次尝试后一种模式，目前已有14家企业入驻。相对中小企业，大企业对进驻更感兴趣。“举个例子，蔚山虽然有众多大型造船厂，但设计类企业多集中在釜山。近期，我们引进了一家船舶设计企业，这就让设计与制造在物理空间上形成更紧密的产业格局。”他认为，为了构建一个更完整的产业生态，蔚山本地的大型船舶制造企业在背后发挥了很大推力。

　　对大学而言，这一做法的聪明之处，是在校园内部“形成了一个产学融合集群”，宋京英解释，引进企业后，不仅增加了现场实习的机会，也更容易邀请在职的企业工程师为学生授课。

　　不过，从现实来看，在整个韩国的高职院校中，把企业引进学校内部的案例仍非常罕见。宋京英表示，这类合作的促成，地方政府的支持也不可或缺。为了让企业进驻校园，学校把原有空间进行了改造，投入约10亿韩元。“这笔钱主要来自政府资金，一般来讲，作为私立大学获得这类支持很难，但地方政府出于产业升级目的，也选择入局。”他说。

　　某种意义上，在蔚山科学大学的案例中，学校、企业与政府三方共同找到了一个可持续合作的平衡点。通过这种创新，宋京英逐渐意识到，职业学校在校企合作时应打开思路，学校不能仅将自己视为人才培养单位，还要成为资源的整合者与协调者。

　　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

　　23岁的姜至恩是那种典型的韩国女孩，她戴着深蓝色美瞳，精细打理的头发披在肩后，脸上化着淡妆，然而，与多数被身材焦虑裹挟的韩国女性相比，她的身材偏胖，和人交谈时，偶尔的眼神碰撞，会让她的目光立即像流动的空气一样飘走——看得出来，她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疑虑与迷茫。

　　与徐晟源不同，姜至恩毕业于首尔一所特色化高中。从就业率来看，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统计，特色化高中的2024年就业率仅为52.3%，形势并不乐观。

　　与专注某一具体领域的“名匠高中”不同，姜至恩所在高中专业五花八门，从烹饪、护理、美容到足球与音乐，很多专业早已过时。姜至恩选择的是幼儿保育专业，但到高二时，她就意识到，韩国过低的出生率迫使她必须在大学转换赛道。与“名匠高中”浓厚的就业氛围不同，在多数特色化高中，成绩靠前的学生在高三时会把全部精力投入专门大学的申请，老师也支持学生升学。“很多高三生每天只来学校‘签到’一下就回家。高中毕业后没有大学可上的同学，很多会待在家里‘吃妈妈做的饭’，也就是‘啃老’。”姜至恩说。

　　在韩国这样典型的“学历资本社会”里，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鄙视链是：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首都圈大学—地方四年制大学—专门大学，这套固化的分层体系里，多数职业高中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二十多年过去了，李明博当年试图扭转的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松动。相反，近五六年，在经济增速放缓与就业“内卷”加剧的背景下，韩国社会对学历的依赖进一步强化。

　　李镇禹最担心的是，在当前社会评价的影响下，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从事产业技术工作，这对韩国制造业后续的整体发展将带来深远影响。在他看来，要想吸引年轻人走上职业道路，必须改善其工作待遇与环境，同时提供更大的上升空间。

　　在工作待遇方面，蔚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首尔大学工科博士出身的宋京英，至今都记得2012年他刚从首尔来到蔚山时内心的震惊，当时，在首尔从事IT开发的应届大学生，起薪不到年均3000万韩元，但蔚山生产一线的技术岗位工人，起薪早已超过3000万韩元。

　　宋京英解释，在蔚山，蓝领的工作待遇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因为在这座以石油化工、汽车与造船三大产业为主导的重工业城市，本地制造业企业集中度高，因而逐渐形成了不完全依赖学历的就业环境。“同样的逻辑，无论是职业高中还是专门大学，其社会评价最终取决于所在地区是否有优质的就业机会，以及学校能否与当地企业紧密联动。”

　　蔚山经验实际上牵扯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首都圈的过度集中与地方的衰落。“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均问题，李在明政府希望以教育拉动地方经济，提出了‘打造10所首尔大学’的构想，旨在将全国9所地方重点国立大学，提升到接近首尔大学的水平。然而，这一提法，仍能看出韩国政府仍深受名校等级秩序的影响。”宋京英认为，要想振兴地方，政府不能只盯着研究型大学，“专门大学的毕业生更容易留在本地，但获得的政府支持却有限”。

　　在学历晋升方面，韩国政府为职校学生设计了“在职者特别招生”制度，拥有至少三年工作经验的职业高中或专门大学毕业生，不用参加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可通过特殊渠道升入四年制大学，且不占用高校当年的招生名额。据韩国大学教育委员会统计，截至2024年，共有5130名学生通过这一特殊招生途径进入23所四年制大学。

　　“虽然拥有专门的上升通道，但真正能走通的职校学生很少。”李镇禹指出，只有少数大学愿意开设这类特别招生项目，因为在职者的学习主要在晚上或周末，对高校老师会带来负担。此外，如果在职者的工作地点与想去的大学距离太远，也会构成现实上的限制。

　　在专门大学的酒店餐饮与烹饪专业只读了一年，姜至恩就选择休学。原本是为了学习酒店餐饮管理的相关知识，但进入大学后，她发现自己每天都被关在学校的烹饪室里“像机器一样做菜”，和学校官网上宣传的截然不同。此后一年，她先后辗转于四家“网红”餐厅或咖啡厅打零工，从老板身上学习如何有分寸地对待顾客，收获比学校大。

　　姜至恩的理想是拥有自己的餐厅，眼前，她只想尽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只是靠兼职生活，时间长了，身体负担会越来越大，但无论怎样，现在这样，至少比继续停留在原地强。”她说。

　　(文中姜至恩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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