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霍思伊

　　发于2026.4.13总第123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朴志秀刚过完人生的第27个生日。

　　除了高三时一段仅维持了3个月的恋爱，她的情感长期空白。不是没有对人心动过，但一想到要进入亲密关系，甚至可能走入婚姻，她就从心底里排斥。“维持好朋友的关系就足够了。”她说。

　　朴志秀有一头微卷的短发，大大的黑框眼镜下是一张可爱的圆脸。从小听着父母的争吵声，看着母亲为家庭所牺牲的一切，她很早就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决定既不结婚，也不生育。谈到未来，她格外坚定，“我希望只管好自己一个人就好”。

　　与朴志秀不同，1994年出生的金素英在充满爱意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她有一个哥哥，但父母完全不重男轻女，支持她的每一个决定。“韩国的多数中产家庭，男孩小学时会被送去学跆拳道，女孩学钢琴，但我和哥哥可以一起学跆拳道。”虽说如此，金素英也坚定地拒绝生育。对于结婚，目前单身的她怀着“遇到合适的人会考虑，没有也无所谓”的态度。

　　在韩国的“90后”一代中，不结婚、不生育已成为不少人的选择。韩国智库朝鲜半岛未来人口研究所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2000名20—49岁男女中，42.6%表示“没有生育意愿”，女性远远多于男性。

　　金素英和朴志秀都是典型的韩国Z世代年轻人，这一群体更关注自我，习惯且享受独处，很多人拒绝恋爱、结婚与生育，韩国社会用“三抛世代”形容。深入他们的故事会发现，选择背后是一个个现实困境：就业、住房、私立教育……韩国的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稳定性，在一点点消失”

　　李民河走路飒爽，能看出来是个很酷的韩国女孩。她今年30岁，说话时习惯眉毛上挑，相信个人努力比什么都重要。2019年，从私立名校弘益大学本科毕业后，李民河住进了距离首尔大学不远的新林洞，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梦想是成为刑警。

　　作为韩国知名的“考试村”，新林洞的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到极致。遍布街区的考试院由一个个只有2—5平方米的格子间构成，每间只能放下一张窄床和竖着堆到天花板的备考用书。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考生们挤在培训机构和自习室里，“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做”。“但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大多数人都会失败。”李民河说。

　　她就是“失败者”之一，准备了三年都没有成功“上岸”。从2022年起，26岁的李民河转而寻求在企业工作。她组织了一个“求职小组”，由25—30岁的求职女性构成，每天只做两件事：互相修改简历、给对方面试。“平均的求职时间至少要1—2年，每投出十几份简历，能得到一个面试机会就很幸运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一年多之后，李民河终于顺利入职韩国的一家经济类媒体。

　　随着韩国的经济增速放缓、老龄化加剧，以及人工智能对大量中低层白领岗位的替代，年轻人的就业竞争变得愈发残酷，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不愿意招聘缺乏经验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干脆放弃求职，选择成为“休息青年”，结婚、生子等顺理成章的人生阶段也随之“暂停”。

　　韩国统计厅2026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15—29岁的“休息青年”已达70万人，同时，那些已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持续稳定地工作下去。韩国企业有一种说法叫“自愿退休”，本质上是企业为了降本增效，以各种手段强迫老员工提前“退休”。过去，“被退休”的人群以40—50岁为主，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将20—30岁员工纳入“自愿退休”计划。

　　“稳定性这种东西，好像正在一点点消失。”李民河说。她注意到一个非常特殊的趋势：最近两年，公务员职业对韩国年轻人的吸引力在明显下降。她说，公务员薪资相对较低，过去，年轻人想要追求稳定才去考公，但现在，人们似乎对稳定的未来已不抱希望，更追求短期的即时性回报，因此，很多年轻人都把钱投入股市。这进而影响了年轻人的婚姻与生育选择，“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去养孩子”。

　　确定感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拥有自己的住房。但首尔不断攀升的房价，让“稳定住房”的目标遥不可及。

　　金素英独自住在仁川，每天去首尔上班的通勤时间都在3小时以上，她不觉得辛苦，“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这样”。在经济发展极度不均衡的韩国，首尔聚集了顶尖大学、大型企业和绝大多数就业机会，2021—2024年，首尔已连续三年迎来年轻人净流入。然而，即使在首尔的边缘地区，单间(13—20平方米)的月租金也要50万—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500—4000元。

　　据韩国不动产院统计，2025年1—11月，首尔公寓的月租金涨幅达3.29%，为近十年来最高。截至去年12月，首尔的月租中位价格甚至突破了100万韩元，相较而言，周边地区的租金还不到首尔的一半。因此，“住在京畿道，工作在首尔”成为年轻人的普遍选择。

　　然而，这种状态不可持续。在韩国的文化习俗中，“没有住房就没有婚姻”。韩国KB房地产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首尔公寓平均房价已在2025年12月达到15亿韩元左右，京畿道地区的房价近年来也在逼近首尔的一半，远超大多数年轻人的支付能力。韩国人口协会在2024年发布的《青年焦虑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报告中指出，住房问题是导致年轻人迟迟不愿结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被认为是结婚黄金期的31—35岁年龄段，租房居住的比例正在持续上升，而住房拥有率却停滞不前。

　　由于婚后难以负担购房成本，韩国“90后”多选择以“全租”作为过渡。这是一种韩国特有的租赁模式：租客一次性向房东支付相当于房价50%—80%的高额押金，在通常为两年的合同期内无须支付房租，期满后押金全额退还。“但一次性至少要支付两三亿韩元押金，年轻人很难凑齐，一般都会背上贷款。而如果考虑生育，为了住房的稳定，则一定会在孩子出生前买好房子。”金素英说。

　　而住房——只是一切的起点。

　　“承担不了这么高的教育成本”

　　与新林洞令人窒息的安静相比，首尔江南区大峙洞的傍晚却过度喧嚷。不宽的街道上，持续涌入的汽车被堵在原地，伴随着喇叭声、儿童的吵闹声与妈妈们一路小跑进各种补习班的匆忙脚步声，一股躁动的情绪飘浮在空气中。

　　大峙洞聚集着上千家私立培训机构，被誉为韩国的“私立教育圣地”。从数学、英语等学科培训，到面向小学生的“医科大学预备班”，一些知名的培训机构一位难求，申请者甚至达到录取者的5倍以上。为此，又衍生出为准备补习机构“入学考试”而诞生的专门辅导班。据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统计，养育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的成本约3.1亿韩元——这还是只上公立学校，不考虑私立补习班的情况下。韩国媒体测算，如果叠加补习费用，支出将超过5亿韩元。

　　“我肯定承担不了这么高的教育成本，所以选择不生。”朴志秀说。在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2024年的一项针对20—40岁人群的调查中，女性不愿生育的原因前两位，分别是育儿的经济负担和教育负担。

　　历届韩国政府都尝试整顿私立教育，但收效甚微。多位受访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虽然随着少子化加剧，总体学生规模在减少，但从根本上说，整个韩国社会高度竞争的结构并没有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阶层流动性减弱，进入名校成为极少数仍然有效的上升通道。

　　这一背景下，以改变“一考定终身”为目标的一系列高考改革引入了综合评价等多元化招生模式，却让教育竞争从“单一的标准考试”变成更加依赖家庭资源与人脉的“多维竞争”，而私立教育接住了这一波需求。根据韩国教育部发布的《2025年小学、初中和高中私立教育费用调查》，中小学私立教育平均参与率已达到75.7%，月均支出在70万—100万韩元的家庭占比最多。

　　朴志秀曾在补习班短暂工作过，她发现，现在的孩子比她那时更累，不少小学生不仅一周要补习七天，每天还要连上两三个培训班，为了大学申请时可以“加分”。而且，极端的教育“内卷”还在向学龄前延伸。韩国教育部2025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5岁后，每10个韩国儿童中就有8人参加课外补习班。

　　育有多名子女的“80后”妈妈崔有珍在韩国主流媒体工作，长期报道低生育率问题，还曾参与政府的政策咨询。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峙洞的问题不只是费用，更是一旦进入这种环境与体系，家长会变得更加焦虑。“随着出生率下降和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父母的所有资源集中到唯一的孩子身上，还会进一步强化对私立教育的依赖。”

　　实际上，这里还暗含了另一层逻辑——从投资“子女数量”转向“子女质量”，而韩国有其独特之处。崔有珍认为，经历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接受良好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韩国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也水涨船高。在攀比文化根深蒂固的韩国社会，如今，很多人想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父母”，将子女的成功等同于家庭的成功，反过来，这也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婚育的“逆反”。

　　“劝退”年轻一代的教育“成本”，还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韩国高考改革的关键推手是曾任韩国教育部长、政府总理的李海瓒，参与首届改革的学生出生于1983—1984年，被称为“李海瓒一代”。同样身为“80后”的崔有珍观察到，改革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影响：随着中学成绩在大学入学考核中的权重增加，校内竞争加剧，同学之间变成了直接的竞争对手，原本的人际关系“崩塌”，个体变得更加孤立。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00后”女生郑恩智从小就在校园中感受到高度竞争带来的冷漠与歧视。她记得，初中时，一位“虽然很努力但成绩不好”的同学因感冒错过了作业，去问同学，对方拒绝了，并嘲讽说：“即使知道了(作业)，你的成绩也不会变好。”她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为此，她一度认真考虑过和外国人结婚，“这样可以让孩子移民”。

　　2026年3月16日，韩国仁川市，人们排队申请“千元住房”。仁川市推出“千元住房”低生育住房政策，每日租金1000韩元，面向本市结婚7年内的家庭或新生儿家庭提供租赁住房。

　　“总之，不会留在韩国”

　　在韩国，生一个孩子，父母究竟能从政府手中领多少钱？

　　面对不断攀升的育儿成本，近年来，韩国政府持续扩大与育儿有关的现金补贴。2026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从4月起扩大儿童津贴范围。作为韩国育儿福利最重要的普惠性制度，儿童津贴的发放始于2018年7月，最初仅针对0—5岁儿童，每月发放10万韩元现金补贴，2022年扩大到8岁以下，今年的新政决定进一步逐年提升年龄上限，到2030年覆盖至所有13岁以下儿童。

　　其他现金补贴还包括庆祝新生儿诞生的一次性奖励与育儿补助。2024年，韩国政府一次性升级了所有福利，在维持首胎出生奖励200万韩元不变的基础上，将二胎及以上的奖励提高至300万韩元。育儿补助仅限儿童0—1岁时发放，0岁时每月可获得100万韩元的现金补贴，1岁时为每月50万韩元。

　　如果将这些福利叠加，除每月10万韩元的普惠福利之外，所有“0—1岁婴幼儿”可共计至少获得2000万韩元的补助。然而，崔有珍指出，与现实的育儿支出相比，补贴还远远不够。

　　多位受访者指出，韩国育儿补贴政策有一个突出特点：资源高度集中于婴幼儿早期，政府的动机很明确，要促进“生育”这一行为本身。但如果从长期育儿成本等方面来看，现有补贴未满足育儿家庭的实际需求。“许多父母往往会感到失望，因为一旦孩子度过婴儿期，育儿福利便会大幅缩减。”崔有珍说。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 202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生育这样牵涉几十年未来的重大决策，短期的现金补贴不太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更有效的生育鼓励政策应转向结构性改善，着眼于就业与住房支持，以及教育改革等长期制度优化，最终目标，是要创造一个真正有利于育儿的社会环境。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员朴钟瑞指出，韩国的低生育率源于不断降低的结婚率与扩大的晚婚人群，因此，提高结婚率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政府出台政策的时机应提前到生育之前，住房支持在这方面最为关键。“住房是年轻人融入社会、拥有稳定生活的基础，尤其在首尔都市圈，如果不能提供合适的住房保障，年轻人一定会推迟结婚甚至不结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24年以来，韩国政府推出了“新生儿特别住房贷款”，在两年内生下孩子的家庭可以用远低于市场的利率获得一笔最高4亿韩元的住房贷款，申请条件是夫妻年收入合计不超过 1.3 亿韩元(双职工家庭不超过2亿韩元)。这听起来很诱人，然而，兴奋奔向银行柜台的新手夫妻很快发现，实际申请到的贷款金额与4亿韩元有很大差距，“最高贷款额”对标的拟定购房价格很高，但这又与年轻人买不起高价房的现实相矛盾。

　　自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由于更关注公共租赁住房，在2025年6—9月的短短三个月内，“新生儿特别住房贷款”的获批数量暴跌了83.3%。

　　想到与育儿有关的一系列账单，金素英就越发坚定了不生育的想法。她今年31岁，父母却从不催婚、催生，据她观察，身边多数同龄人的父母也都如此。“时代已经变了，父母也清楚现在生育的经济压力有多大，必须是双职工才可能承担得起，而韩国当前的制度还无法允许人们很好地兼顾工作与育儿，孩子出生后，只能依赖祖父母帮忙照顾，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她解释。

　　大学毕业后，金素英先后经历了求职与创业，几经辗转，落脚到一个政府公共部门，并非通过考公，而是以合同工的名义社招进入。现在，她对人生的规划简单清晰——认真储蓄与投资。“由于年轻人对变老之后能否领到国民年金(韩国的养老金)抱有很大怀疑，大部分人都在提前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金素英说。

　　换言之，韩国不少年轻人不只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未来失去了信心。“这种悲观正是导致低生育率的核心原因。”长期研究少子化应对的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副教授黄智秀在一期探讨韩国未来的电视节目中这样说。

　　她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低生育率问题，需要从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入手——韩国最大的问题是同时面临超低生育率和严重的老龄化，到2060年左右，人口的一半将是老年人，国民年金枯竭“在现行制度下也几乎是既定事实”。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一味地问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这本身就会进一步加剧低生育趋势。

　　韩国的当下确实存在一种割裂，当政府和媒体一遍遍强调人口危机的严峻性时，不少年轻人对这一话题根本“毫不关心”。“因为自己的生活已够焦头烂额了。”朴志秀说。

　　最近几年，韩国的“三抛世代”已发展到了“N抛世代”——不仅拒绝婚育，还放弃了买房、工作、朋友等。朴钟瑞认为，与老一辈相比，韩国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着更为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代际差距在社会阶层、性别与地域等方面明显拉大，“N抛世代”的流行，恰恰反映出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对当代青年的深刻影响。

　　朴志秀最近忙着准备硕士毕业论文。她拥有一个不错的履历——本科在中国北京大学留学，硕士进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专业是对外汉语。即使如此，她预计，毕业后“肯定找不到好的工作”。

　　如果不行，她计划继续读博——可能去中国，也可能去美国，“总之，不会留在韩国”。

　　(文中金素英、崔有珍、郑恩智为化名，感谢刘旭、王东倩、Sally、白璐对本文的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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